2016年4月14日，山东聊城，儿子于欢目睹母亲被讨高利贷的流氓长时间羞辱（包括辱骂、抽耳光、把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故意将烟灰弹到母亲的胸口，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母亲 ），令儿子于欢濒临崩溃。最后，在出警警察不作为后，情绪崩溃，愤而持刀刺死辱母者。这位儿子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二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同样在聊城。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一一一八年）二月下旬。郓城县发生一件恶性刑事案件——郓城县刑警队长雷横当众杀害外地务工女子白秀英。
闲话少说，上水浒原文。
雷横因为打了白秀英的父亲白玉乔后，被白秀英的相好现任知县枷在白秀英的务工场所勾栏院门口），“人闹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看见儿子吃他絣扒在那里，便哭起来……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头口里骂道：“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我且解了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坊里听得，走将过来，便道：“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那婆婆那里有好气，便指着骂道：“你这贱母狗，做甚么倒骂我！”白秀英听得，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大骂道：“老咬虫，吃贫婆！贱人怎敢骂我！”婆婆道：“我骂你待怎的？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白秀英大怒，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英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见了母亲吃打，一时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
简单来说，就是雷横目睹白秀英侮辱和殴打其母，怒从心发，用枷在身上的刑具为工具，当场杀死白秀英。再简单来说，又是一宗辱母杀人案。
那么水浒中，雷横最后面临的刑罚是怎么样？刺配沧州。有些同志可能要问了，雷横不是被朱仝放走了吗？应该是死刑啊——“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迭成文案，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解上济州。”
注意，这里只是一审，终审是在济州。那么有些同志可能还要问，济州没判啊？判了。判的是朱仝。根据宋律，私放犯人与逃犯同罪，所以朱仝被判的罪、刑是和雷横是一样的。朱仝被“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这就是雷横二审最可能面临的刑罚。那么雷横可能面对的罪名是什么呢？故意杀人（激情杀人也是故意杀人）。宋律的杀人分为斗杀、故杀、谋杀、戏杀和误杀，量刑由重到轻依次是谋杀、故杀、斗杀、戏杀、误杀——注意，宋代没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罪名，这种情形一般按故杀处理。故杀法定斩刑，戏杀法定流刑，二十脊杖加刺配沧州既可能是流刑的最高也可能是加役流——所以结合情节，我们可以猜测雷横应该是高于戏杀的斗杀，判处的刑罚是斗杀或者斗杀从轻。对于涉及伦理、引起强烈不适的案件，旁观者通常具有过于强烈的带入感，去问“如果是你会如何”的问题。但是，作为法律人，本律觉得要科普法律人应该有的一个基本常识或者说基本技能，就是辨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依据，就是各种证据的效力的辨别。非法集资、涉黑等等情节不是可以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寻衅滋事和侮辱的理由。同样，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寻衅滋事和侮辱也不是可以杀人的理由（我是不是说漏嘴什么了……）；甲的此罪不能套用乙的彼罪的法律框架，乙的彼罪也不能套用甲的此罪的法律框架。白秀英的恶行与低级不因被杀而不被人鄙视，雷横的杀人罪也不因白秀英的任何恶行而免予认定。至于雷横的从轻处罚，属于量刑范畴。那涉及到中华法系的“血亲复仇”问题了。
像这样“为父母报仇”、“刺死辱母者”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绝不是少数，而以前的判决也绝不像今日“辱母案”这样。
在汉代
汉代有个出名的孝子叫董黯，是董仲舒的六世孙，字叔达。有一年，董黯的母亲生了病，特别想喝大隐溪的溪水。但大隐溪在城西10余里处，无法每天去汲取。董黯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就在大隐溪旁建了一所房子，把母亲安顿在那里，天天打溪水给母亲喝。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母亲的病不久就痊愈了。
董黯有个邻居叫王寄，王母见了这情景，就常拿董黯孝母的例子来责备王寄，引起了王寄的嫉恨。一天，王寄趁董黯不在家，竟闯进董家，凶残地侮辱了董黯的老母，董黯对此恨之入骨。不久，母亲含恨亡故，董黯悲愤交加，就伺机杀了仇人，用以祭奠亡魂。办完了丧事，董黯就去官府自首。汉和帝了解了他的杀人缘由，出乎意料地下诏“释其罪，且旌异行，召拜郎官”。（不仅没有降罪还授官给他）董黯虽没有应召去做官，但他的孝行却从此传遍了全国。那条大隐溪也因此被改名为慈溪。慈溪建县时，人们就很自然地把这溪名移过来做了县名。
在宋代
南宋绍兴年间，绍兴府有户人家母亲的坟墓被人盗挖，陪藏品被洗劫一空，遗骸被乱丢于荒野。
这户人家的后人，并不是普通人，他们有个儿子叫王佐，是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科状元。王佐是个有气节的人，中状元后，授承事郎，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未及赴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秦桧专权，其子秦熺为提举秘书，众人纷纷趋附，唯独王佐未尝妄交一语，以至忤怒秦熺，被外放。秦桧死后，王佐为秘书郎，领右司郎，后经张浚荐举，任职中书门下省。
王佐有个弟弟，叫王公衮。这个王公衮也不是一般人物，从小就对刑侦感兴趣，也练就一双金金火眼，刚刚被提名为乌江县县尉（相当于县警局警长），正待在家里听候通知准备赴任。发现母亲的坟墓被盗挖，十分愤怒。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掘人坟墓、戮人尸骸，是对人最严重的羞辱，盗墓贼这样做，无疑是对王氏兄弟母亲的最大侮辱。
愤怒归愤怒，王公衮选择了报案，但是官府却迟迟破了不案，王公衮这才亲自外出防查，果然让他查出发掘母亲坟墓的人，是本村无赖嵇泗德。那个嵇泗德，也是一个盗墓的惯犯，“掘冢至十数”，曾因掘墓事败而被官府逮住过，却未知何故，又给放了出来，继续偷偷干着盗墓的勾当。
王公衮访得嵇泗德下落，很快就将他抓住，押送到绍兴府治罪。按照《宋刑统》，“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犯下盗掘他人坟墓罪行的人，判加役流刑；如果不但掘墓，还打开棺椁，属于侮辱尸体，罪至绞刑。嵇泗德掘墓开棺，曝人尸骸，显然已经触犯了死罪。
然而，令王家难以接受的是，绍兴府的法庭只是给嵇泗德判了轻刑。王公衮是个血性汉子，母亲受辱，不能就此便宜了贼人。因为和监狱的看守相熟，他专门备上酒菜，将一帮看守灌醉，然后手持利刃，混入监牢，亲自将嵇泗德宰了，并割下嵇泗德的脑袋，官府投案自首。
依大宋律法，故意杀人，当判死刑。但，宋朝刑法又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时又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宋朝政府也是将血亲复仇跟一般杀伤罪区别开来。据此法意，“刺死辱母者”显然属于“情理可悯”的行为，对这一刑案，地方政府无权作出终审判决，便报请朝廷。
王佐得知弟弟杀了人，入了狱，也赶紧设法相营救——他将自己的官告交还皇帝，说愿意用自己的功名、官职来替弟弟赎罪。
宋高宗对此案也非常重视，专门派员组成合议庭，对王公衮故意杀人案进行审理。
法学家们各抒己见，有的说法不容情，有的说情有可原。
最后，中书舍人张孝祥（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说：“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学生问老师如果有人杀了他的父母应该怎么办？孔子说不能吃好的穿好的、不能睡舒服的床铺，要时时想着复仇，在街市上看见他也要取来武器杀死他，在朝廷里看见他也要想尽办法杀死他，在报仇之前官也不能做、知直到你报仇为止。）
“今夫佐、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戮尸也，父母之仇，莫大于是。佐、公衮得贼而辄杀之，义也。而莫之敢杀也，以谓有法焉。律曰：‘发冢开棺者，绞。’二子之母遗骸散逸于故藏之外，则贼之死无疑矣。贼诚死，则二子之仇亦报。此佐、公衮所以不敢杀之于其始获而必归之吏也。”
张孝祥这话的意思是说王家兄弟在母亲遭此大辱，抓到仇人送到县衙，是对法律的信任。
“然而，狱成，而吏出之，使贼洋洋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者也……”张孝祥剑锋一指，指向绍兴县衙，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做出这样的神判决，正是这样的判决才让王公衮铤而走险，为母报仇。这难道就是你们挂在嘴上天下为公司法为民的宗旨？
合议庭提出的判决议是：“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佐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罚，宜如律。”（王公衮刺死辱母者，应判无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赎罪之请，请朝廷驳回；依法追究绍兴府法院司法官员“故纵失刑”的法律责任。）
宋高宗接到报告后，当即批示：“给舍议是。”命王佐“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王公衮不用负刑事责任，只是他毕竟杀了人，所以还是受到“降一官”的行政处分，从正科级降为副科级，择日赴任。
即使是这样的判决，后世学者还在为王家兄弟鸣不平。如明代学者丘濬还在《大学衍义补》中说：“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衮一官，岂所以为训乎？”
南宋人民看到奔走相告，这些善良的人们看到这个结局，心中悬着的石头落地。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张孝祥因受政敌谗害而被免职，回老家芜湖填词去了。他从桂林北归，途经洞庭湖，即景生情：“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水晶人儿玻璃心，为官，公正无私。为文，妙不可言，唯有意会。
在民国
1935年11月，天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命案。“五省联帅”的大军阀孙传芳，被一名叫施剑翘的女子刺杀了。原来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在直奉战争中兵败被俘，孙传芳违背战时不杀俘、不戮降的通例，下令斩决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当时才20岁的施剑翘悲愤万分，誓要为父报仇。十年后她终于找到机会刺杀了孙传芳，然后就去自首。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感动了法官和在场的旁听者。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后判其有期徒刑七年，11个月后又遇特赦。特赦施剑翘：发于孝思穷力复仇，其志可哀其情可原
其实，史上最早为父母复仇的故事要属《赵氏孤儿》了。
《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戏剧情节叙春秋时期晋贵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后为家族复仇的故事。
《赵氏孤儿》创作于元代，元蒙替代赵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异族全面入侵导致山河变色的时代。宋代自神宗朝始，便为程婴、公孙杵臼和韩厥修祠立庙，加封爵号，就因为其自认为乃春秋赵氏后裔。于是，在代表中华正统的赵宋王朝被异族元蒙取代后，编演出一幕赵孤复仇的故事，其暗喻不言自明。 如果说，以“大复仇”观念激励全民族追求复国之精神斗志， 那么，对忠贞节义的推崇，则是当时中国士人对人格理想的刻意高扬。
正因于此，《赵氏孤儿》也才会被中国历代各个地方剧种加以改编，在民间广泛流传，深为中国民众喜爱，并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起到了鼓舞民众、激励精神的作用，内涵不谓不深，影响不谓不大。可惜，自近代以来，因国势衰微，西方文化也随之全面侵袭中国，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思潮中，一切源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都受到怀疑、误解、批判和摒弃，这其中就包括“大复仇”观念。
这次“刺死辱母者”事件的大讨论，相信许多人都脑补了许多发生在古代的血亲复仇获法律谅解的例子。也相信许多人会以为，儒家支持暴力报复。
尽管《春秋》等儒家经典高度赞赏复仇，但儒家实际上并不支持自然状态下的同态报复行为，而是将复仇背后的自然正义抽象出来，注入到国家法律精神之中，从而将“自然正义”转化为“法律正义”。
用南宋张孝祥的话来说：“复仇，义也。夫仇可复，则天下之人，将交仇而不止。于是圣人为法以制之，当诛也，吾为尔诛之；当刑也，吾为尔刑之。以尔之仇，丽吾之法。于是为人子而仇于其父母者，不敢复，而惟法之听。何也？法行则复仇之义在焉故也。 ”
中国传统文化“大复仇”的“大”字不是形容词“大小”之“大”，而是动词“尊大”之“大”，是“推崇”之意。“大复仇”就是“推崇复仇”，是对不义的愤怒与热血报复。中国人之所以赞同复仇，是为了以这种方式来恢复社会的正义，使人类历史不致因政治失序而陷入完全的不义与邪恶。
故此，蒋庆先生指出，“大复仇”首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尚耻精神。当遭受耻辱之时，君王为其国雪耻，子孙为其父母雪耻，臣子为其君王雪耻，都是可以和必须的。其次，“大复仇”体现了在历史中追求自然公正的精神，当法律与政治不能给人以公正的时候，就强调自然公正，凭个人的血性来复仇雪耻，以追求公正的实现。
与此同时，“大复仇”还体现了批判无道君主的精神。中国古圣先哲将大复仇与忠恕之道、以直报怨等观念相结合上升为思想学说，塑造出了中国人推崇大复仇的壮烈传统、大雪耻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历史豪情，可谓中国思想之瑰宝，亦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
[ 本帖最后由 zoug 于 2017-7-21 09: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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