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怎样“臭”掉的？
　　

　　
　　余秋雨自成名以来，似乎只在开始有一段万人追捧、广受赞誉的好时光，然后就是负面舆论如影随形，质疑和谩骂后来竟发展至铺天盖地，到今天提起余秋雨，人们首先想到的居然不是他那风靡海内外的散文作品，也不是他曾经的学术著作和执掌一座艺术高等学府的显赫官位，而是关于他的学问、艺术、生活等各方面的各种恶评和讥讽，现在如果谁夸赞他的文化成就，属于“无知”；只有朝他踩上几脚或复述一下对他的批评，才是不“落伍”——舆情汹汹，余秋雨竟就这样“臭”掉了。
　　
　　按事理，余秋雨绝不属于该臭掉的人。他并非浪得虚名，也没有奸恶秽行，他靠典雅散文名世，以温文尔雅立身，纵然有种种不足，要从文化人中拉出一个该全民讨伐的靶子，怎么也不会轮到他。然而余秋雨就是这么眼睁睁地一路“臭”了下去，探究因由，令人叹息。
　　
　　余秋雨早年致力学术，是戏剧理论和文化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后来从事散文写作，在整个华人社会暴得大名。内行人知道，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学问积累和才华流溢，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认知能力和审美创造，都是不同的要求，能把二者兼于一身，实非易事；文化上社会分工细密以来，合格学者而兼优秀作家的人越来越少。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证明，他作为学者，具备作家的才华和创造力；作为作家，又具备学者的深厚底蕴。这样“两边通吃”的姿态，不能不让其他学者和作家在心里有异样的感受。于是，从自己的“地盘”及更多地从自尊出发，学者们积极挑剔他学问上的疏漏，作家们不断指出其艺术上的不足，这样两路夹攻，构成了专业领域对他评价的基本内容，并随着余秋雨在各阶层的巨大关注度而扩散到全社会。
　　
　　自然，并非所有人都会从上述心态出发对待余秋雨，严肃客观的评论者大有人在。要命的是，余秋雨成名之初，他得到了太多太高的赞誉，普通读者更已将他视为一代大师，此时，评论者如果再发掘和指出他的成就和价值，对其做这样那样的肯定，又如何能显手眼和水平？都说好的，就要指出其拙劣处；都说差的，就要指出其优良面，这也是评论界存在的意义，这样才是评论界未人云亦云辜负职责。于是，负面评价汇聚成潮。
　　
　　不能忽视“骂名人”的另一动机：对一部分人来说，骂名人实有良好效益。省去了创建性的辛劳，只需一通开骂即跟着所骂对象名闻天下，这样的好事并非未曾发生；并且，能批评某人，那批评者的水平一般就会被认为在被批评者之上。这样，名和实就都有了。如日中天、众口传诵的余秋雨该是一个多好的开骂对象啊。
　　
　　如果公众只是目瞪口呆地被动接受着公共言论平台上对余秋雨的各种批评、指责和谩骂，纵然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也不至于让“群殴余秋雨”不可收拾。有一种社会心理，叫乐于看到“佛头着粪”，从这种产生于长期专制下饱受压抑的心理出发，很多人十分乐意见到尊贵者斯文扫地、狼狈不堪。余秋雨不是有才吗，不是有名吗，不是有人格美吗，不是人人肃然起敬吗？哈，原来你尽犯常识性错误，原来你不学无术，原来你曾是四人帮的笔杆子，原来你是文革余孽！这种颠覆性快感在中国这片土壤上蔓延是最容易不过了。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猥琐。从人生经历的道德拷问上说，余秋雨最大的悲哀是被指为曾是文革中的一朝红人。在黑白颠倒的时代春风得意，而到了新的时代不但未受任何惩罚，反而依然要风是风，要雨是雨，这该是多么叫人愤恨不平！这样狡猾如泥鳅的家伙不在少数，却没有一个被拽到聚光灯下来亮相，这下好，大名鼎鼎的余秋雨教授原来就是此种货色，公众能不有“受骗”后的强烈愤怒吗？经历了好多年的“清查”，余秋雨文革经历已被查了个底朝天，却并没有什么猛料，只是一个才华突出的青年在那个时代的普通经历而已，可人们已经不由分说，“死不认帐的文革余孽”帽子给你戴定了，因为自当年“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以来，实在是缺一个让大家宣泄愤怒的目标啊！
　　
　　以上五重外部原因，使余秋雨落进了批评和谩骂的重围。而他的“臭”掉，也有不少自身原因。
　　
　　余秋雨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戏剧学和文化史学者，他在学术界早有地位；然而，他不甘心只做一位名声局限于专业领域的学问家，他要征服大众、影响社会，于是离开学术研究，从事“亲民”的散文创作。这样，他就必须强调自己脱离书斋、走向大众的行为价值，而这一强调自然会对学术构成贬低和攻击，也就是他称搞研究、做论文为“无效文化”，而他的散文和电视节目才是“有效文化”。这一言论的实质是坐不住冷板凳的人反而打击甘于寂寞、默默耕耘的人，自然会引起道理上的批评和情感上的反感。
　　
　　他同样不甘心只做一个“著名散文家”，又牢记自己的大学者身份，在散文写作中注入了塑造自己为“文化导师”的企望。本来，散文家出现文史知识及文法错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文化导师”一出错就很难堪，一认错就消减了权威。于是，余秋雨百般辩解，绝不放下姿态，这自然不是求是的态度。同时，一方面贬抑学术的价值，一方面又依赖学术资源取得远超“散文家”的评价，这种矛盾表现了他屑小的一面，引起批评自然难免。
　　
　　不止一位文化圈名人称余秋雨“会做人”，即他具有很高的处世智慧，懂得如何生存，不是单纯的书生。然而这种“会做人”正是该严厉批评的方面。首先表现在，他有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却绝不去批判那些最该批判的东西；他描龙述虎，谈古论今，沉思感慨，时时一副有大担当的姿态，可是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当今最核心问题，绝不去触犯那些会对他造成直接影响的力量，即便作品被指责为“太平盛世”的“装点”也装做看不见，而《一个王朝的背影》之类的文章更毫无现代意识，开这些年“颂皇剧”之恶劣先河。其次，他有相当的经营头脑和商业意识，善于以各种方式达到名气和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以声称“封笔”激发读者对他新作的好奇然后食言，比如以和马兰的生活照和讲述婚姻家庭故事制造《霜冷长河》这本并不精彩的书的卖点），一边却以闲云野鹤、超凡脱俗形象示人，保持着文化名家的架子，这种策略不被指为“精明”和“虚伪”都难。
　　
　　另外，余秋雨名气愈大，也愈发自恋，恍惚中，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确已是一代名流，在讲述自己的历史和生活时，特别喜欢抛出一串串戏剧化的故事，在戏剧化的故事中有意塑造自己的不凡形象，让芸芸众生去惊叹。这种自我戏剧化跟他研究戏剧出身肯定不无关系，他也应该自觉到，但这又是他保持市场热度的手段。王朔将其斥为“成天装名士，装了十几年”十分到位。
　　
　　面对无边的责难和谩骂，余秋雨的应对也破绽甚多。他先以“骂余秋雨，是文坛一大时髦”的雍容态度来表示毫不为意；后来骂声成潮，他出一昏着，称骂他的人都是盗版书商雇佣，可能当时他自己也没想明白自己各方面俱佳、却何以遭不待见，当然这只会激起更大的骂声；对于关于他和媒体合作太多的责难，他先是大讲媒体对文化是多么重要，自己是主动上媒体，不上媒体的人观念太落后，后来发现自己就要毁在媒体上，又称自己和媒体合作并不主动并不多；他曾声称要对诽谤者发起大规模法律行动，让知识界增强法律意识，后发现情势不对，骂声满天，仅起诉了古远清就又不了了之……
　　
　　从个人上说，余秋雨太聪明，不免聪明反被聪明误；余秋雨太有才干，不免有过于贪婪的心。在文化上和现实中，他想得到的太多，也基本实现了愿望；然而他没有真正参透有得必有失的真谛：你想做文化精英，就不要留恋世俗名声和利益；你既然走向市场，就不要惦记文化地位和脱俗品格，可供选择的就是这么残酷，试图以一己之力打破这一法则，凶多吉少。余秋雨已算人杰，虽名重一时，照样惹来了意想不到的大量烦扰和损失。
　　
　　余秋雨“臭”掉了。在这位并不该臭掉的文化人身上出现如此局面，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这些因素，有些是时代和民众的悲哀，有些是他这样文人的缺陷的深刻暴露。“余秋雨现象”恐怕比他的那些散文作品更值得思考。

俺平时不读书不看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